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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

仍然必须强调的是，法律的边界与市场这一定价体制及其交易成本无关。这就如同，总要在两点之间才能确定线段最短。

在著名的"科斯第一定理"中，[14]科斯一再强调，法律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15]"法律界权提供了经由市场交易重新安排权利的起点"。电波频谱直到现代通讯的蓬勃发展才具有了价值，在此之前必然无人问津。立法界权虽然看似一种"规则之治"，普遍支配辖区之内的所有个体，但是对于法律经济学而言，这和司法界权只是"纠纷解决"并无不同，两者都只有落实在具体行为的法定界限之上，也就是都只有最终明确划定了一个个体的行动边界，才有实质的经济意义。二是价格分歧，即赔偿或价格达不成一致。总之，所谓"校正正义"和"分配正义"之分，在法律经济学上并不妥当。

否则，就无法予以配置或交易，无法确定予以配置或交易的相对价格。总之，考察一个法律选择的界权成本，只需考察可供选择的各种替代选项所组成的"界权可能性边界"。不论是作为初始界权的立法过程，还是作为事后救济的司法过程，法律的本质属性都是一个利益分配过程。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将确定赔偿金额视为定价，这也是一个先界定权利、再界定价格的过程。小岗村农民的集体约定，是集体所有者对集体土地进行的权利界定，并因获得了国家默认而具有了法律效力。进入专题： 法律界权 科斯定理 交易成本 界权成本 法律边界 。本文意在提出的是一个新的问题："法律选择"本身有何代价，什么样的成本关系确定了法律的边界。

比如原则上，人们总是可以通过购买保险避免不可预期的"事故"，这种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显然要比事前谈判或者事后诉讼都要便利和便宜。同样，如格雷瑟、约翰逊和施莱佛对波兰和捷克的股票市场的研究所表明的，当新兴的证券市场发展起来，有关股票和权证的许多权利争议就开始不断涌现。

也因为如此，法律的无效率，无法像市场和企业那样被替代制度所自动清除。总而言之，要求法律"模拟市场"的实质，就是要求法院"模拟企业"，法官"模拟企业家"。但是必须看到，究竟哪些案件允许"私了"而哪些案件只能"公了"，究竟在"公了"过程中是否允许"私了"，恰恰是法律自主选择的结果，是法律选择是否任由私人选择、是否将特定权利的实际执行交给私人。[36]去年一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中一多半是环境案件。

比较制度分析的实质，就是把关于商品的供给需求曲线转化为关于选择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曲线。[3] 因此，决定企业和市场之间边界的"选择基础"，是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替代率："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27]对于市场而言，有意义的是司法划定的权利边界，而非做出的司法定价。再比如路人是被抗震救灾的运输车所撞伤。

一个案件被法院接受，或者一个议案被纳入立法日程，都可能是法律界权的开始。法律这一私人个体之外的公共权威，行使的是超越私人定价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是与私人定价相对的"公共强制"。

法律界权的法学和经济学意义，都是把本来人人享有权利或者归属存在争议的共有资源，强行分配给特定的私人主体。就法律经济学而言，存在分歧和争议的只能是归属未定的"利益"（法学）或"财富"（经济学），只有不存在分歧和争议的"私有利益"才是"法益"（entitlement）、才是"权利"、才是"产权"、才是"财产"、才是"资源"、才是"要素"，才是可以自由转让的交易对象。

实际上，不仅法律是一种财富（利益）分配机制，是一个分配正义问题，其他权利界定的替代机制也是如此。[16]反之，"不建立初始的权利界定，就不可能有交换和重组这些权利的市场交易。立法和司法过程之所以受到远远多于市场交易的程序限制，把这只"看得见的手"缚上重重枷锁，正是因为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议员和法官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实现社会利益。而是一种界权体制，一种利益的分配制度，是一个分配正义问题。相应地，一个案件的判定或者一个法案的出台，都是法律界权的自然结束。初始的权利界定，在于划分人际界限，明确权利归属，是分配正义问题。

实质的逻辑关系在于，利益分歧产生权利争议（即科斯所谓的"权利界限不清"和"交易成本过高"），权利争议需要法律界权（产生"界权需求"）。包括法律、强权、全体一致、多数决定乃至习俗惯例在内的所有强制性的制度安排，都不是定价体制，不是市场的替代制度，不是简单的校正正义问题。

四、司法定价：校正正义还是分配正义？ 以往，不论是法哲学还是法律经济学，都将司法救济作为一个校正正义问题{5}（P.393-394）。在价格评估的问题上，法院丝毫不比专门的评估机构更胜任，事实上是更不胜任-实践中，法院在这类问题上也都是指定或者让当事人选定专门的评估机构（比如"摇号"）或者独立于法院的中立组织（如陪审团）。

是利益分配，而非资源配置。市场交易过程是为自己决策，因此只需为自己着想，而权利界定是为别人选择，是为他人划分利益。

作为一种财富（利益）的分配机制，不论立法还是司法，法律界权都不是简单的校正正义问题，而是分配正义问题。司法定价之后，市场定价会最终纠正之前的偏离，而法定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值，也就是财富再分配的"租金"。[5]交易成本，就是不同定价体制之间的边际替代关系。究其实质，都是将法律选择的机会成本看作法律为了"评估"、"估算"权利的价格而"搜寻""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本"。

"法律选择同样应当遵循这一原理。法律的规则选择，并非替代市场的权利定价，而是先于交易的权利定界。

但是无论如何，利益分歧而导致的权利争议（权利界限不清），才是导致"交易成本过高"的根本原因。法律的边界是由权利界定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

当人们无法自愿达"一个契约"（企业）或是"一系列契约"（市场）时，[18]就需要法律代为交易。比照生产过程中用以描述"生产成本"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交易过程的"交易成本"和界权过程的"界权成本"，同样可以描述为"交易可能性边界"（TPF,transa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和"界权可能性边界"（DPF,delimita-tion-possibility frontier）。

因此司法上的损害赔偿往往被理解为是法律代替市场进行"强制交易"或者"校正交易"（corrective transaction）[29]这并不正确。[29]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spen Publishers, p. 6（2002）． [30]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都选择利用法律界权解决原本可以通过私人谈判解决的利益分歧。"[6]不论市场的、企业的还是法律的交易成本，其实质都是不同定价体制的定价成本。See Antonio Nicita and Matteo Rizzolli, Incomplete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ary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Property Rules And Liability Rules,The c-evolution of law and economics（2004）。

本文始终坚持将transaction cost翻译为"交易成本"，而非张五常先生主张的"交易费用"，就是为了强调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机会成本"，而不是"交易障碍"-阻碍市场交易、阻止"（最大化产值的）最终结果"的"费用"。"全体一致"也只能是处分构成全体的所有个体所拥有的权利。

科斯主义者和庇古主义者都承认利益分歧，差别仅仅在于是私人之间的利益分歧（科斯），还是私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分歧（庇古）。毕竟法院不是专业的评估机构，由于评估能力不足而带来的损失甚至可能远远超过因此节省的评估费用。

一句话，未经界权就无法定价。[39]Coase, supra note 5, at 40. [40]关于规则选择及其效率比较的具体例证，参见，凌斌："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